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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老了还在找自己的家

日期:2018-02-12 14:54:54编辑作者:申博sunbet
  契约上的字迹清晰可见:“立出卖亲兄生女字人吴林氏缘因生活困难,百物昂贵难以度日,只昔情原将兄亲生女名叫林阿金,年方八岁,七月十七日干时建生托媒人送于上杭城内……”
  卖身契是林阿金寻亲的唯一线索,按照上面的出生年份推算,她今年80岁。
  林阿金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从潮汕地区逃难来的。《汕头史志》记载,民国二十七年(1938年)九月间,日寇集中海陆空三军,由大鹏湾强行登陆,攻陷广州后,民国二十八年夏历五月初四日下午二时许,日敌海陆空同时发动,飞机廿余架,飞汕、澄、潮各县轰炸。
  从1941年起,数以万计的潮汕难民被迫离乡,涌向粤东、闽西、赣南等地,俗称“走日本”。研究者统计发现,超过30万人加入了逃难大军,逃往江西的潮汕民众有10多万,逃入闽西的有10万-20万,其中大部分是被父母或卖或送的孩童。
  战争制造了无尽的分离和创伤。在福建上杭县,生活着许多像林阿金一样的老人,年轻的时候,他们没能回去寻亲。大半个世纪后,子女都长大了,离家走远了,这些老人还在找自己的家。
  生离70余年
  林阿金的家在巷道尽头,十分安静,门口的朱缨花正开得耀眼,在微风中簌簌拱动。屋子里光线暗黄,像一个复古的画框,老人正倚在桌边收拾午饭后的杯盘碗碟,客厅的茶几上准备好了新鲜的浆果和茶点。
  坐定下来,林阿金开始回忆日军轰炸那天的情景,一边断断续续说着,一边快速比划着手势。
  偶尔,这个头发灰白、面容苍白、身材小巧的老妇人,合起枯瘦的双手,十指紧扣,接连击打自己的头部,就像在模拟被炸飞的残骸。静默良久,她突然吐出一句:“太惨了”。
  75年前的农历十月初七,14岁的男孩邱千祥亲眼目睹父母、哥哥和叔叔被日军飞机炸死。
  飞机飞得很低,一道明亮的白光从空中滑入地面,随后浓烟四起。邱千祥家里的房子烧毁了,潮州到汕头的火车铁路都被炸烂了,整座城市坑坑洼洼。他嫁出去的姐姐生死未卜。
  在邱千祥的印象里,那是灰蒙蒙的上午,街上空荡荡的,一片死寂。
  他独自一人在街上流浪,乞讨。突然,一个年轻的男人走到他身旁,说带他去一个很好的地方。他什么也没问,跟着男人走了。
  他和那个男人一起,穿过城市破烂的街道,向一条河边走去,沿途尽是烧焦的味道。那人带着他上了船,漂荡两天两夜到了广东松口(注:广东梅县区下辖镇)。上了岸,穿过丛林,又翻山越岭,光着脚不知走了多久,一路只见黄土崖。
  想起以前的事情,邱千祥止不住地掉眼泪。当年,他们辗转到了福建,他被带到上杭县城西大门边的石国宫,乌压压一片,像牲口一样被人挑选。他被稔田镇枫山村的养父买回了家,改名廖和庭,在那里生活了72年。
  被人带到上杭时,林阿金只有8岁左右。她依稀记得,生父在潮州一个镇里卖豆腐,后来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。
  离家的前一天,母亲领着她去了村里的寺庙,烧香跪拜祈福。第二天寅时,她跟着一个人到河边坐上了轮渡,载着十七八个人的船,在深蓝色的水里走走停停,她不知道将开往哪里。
  后来她才知道,终点叫上杭。那时她又饿又瘦,脚上全是水泡,一只眼睛也看不见了,连被挑选的资格都没有。一对年老的夫妻看她可怜,把站在街边的她领回了家,当作童养媳养大。
  异乡弃儿
  这不是一个秘密。
  小城向南四十公里外的太湖村,79岁老人黄宝州所在的太湖村,有十几个外乡人在战乱时期逃到这里。
  小时候,村里的孩子一直骂黄宝州“野娃子”,大人都叫他“学佬”。他跑去问父母,父亲说他是“从天上掉下来的”;母亲说他是“路上捡的”,“从别人那里抱养的”。
  黄宝州不信,继续追问,结果被父亲打了一顿。后来他再没问过,心里却扎下了一根刺,越长越大。
  直到村里一起逃难来的老人告诉他,他们是被人贩子带上了同一条离开潮汕的船。那时大约是1943年,黄宝州刚会“扶墙走路”,一直哭泣不止,逃难的老乡从人贩子手中抱过他,哄他。在上杭县的人口贩卖市场,他们被人挑选买卖。
  贩卖布匹的养父此前从没有吐露过这些,直到黄宝州长到三十多岁。养父告诉他,他是从人贩子手中花了100个花边银元买来的。当时黄宝州可能只有3岁,白白胖胖,和其他形容枯槁的孩童比起来,显得格外可爱。养父一眼就看中了他。
  逃难时他太小了,没有保存下来任何与家乡有关的记忆。即使是那些年纪稍长的人,在70多年后,记住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。他们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,看上去和当地人没有两样。
  陈秋妹的记忆中,家乡“汕头”由一些片段组成:一层瓦房的家,没有围墙,靠近大海,距离海边300米左右;家中有父亲,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,母亲过番了(下南洋);一日三餐以吃鱼为主;日军轰炸时,飞机飞得很低……她已经记不得家里的门牌号,只记得最后都炸成了一堆废墟。
  老人们的出生年月也是模糊的,失散年龄和现有年龄前都只能加上“大约”。著有《潮汕难民口述史调查》的上杭县图书馆馆长郭晓红说,当年的小女孩,如果是卖作童养媳,往往会把年龄报大一两岁。
  陈秋妹被人带走时大约9岁。她记得,那一天突然响起隆隆的轰炸声,远处黑黢黢的浓烟一片。父亲急匆匆地进屋取出一对手镯,套在她的两只手上,反复说:“留在那里会被打死,现在要送你去有饭吃的地方。如果还活着,以后要记得回家。”
  说到这里,陈秋妹哭了。她用了现在时,仿佛一下回到9岁那天,“一切都灰飞烟灭了,我亲眼见过”。她的语气加重了一些,似乎想让听她说话的人确信这一点。
  陈秋妹跟着一个她不认识的人和另外三个孩子,走了一段路,坐了两天汽船,再走路到了上杭县。在这里,她被卖给了一对夫妻,长大后经人介绍嫁给了同村一个男人,生下六个孩子,生活了78年。
  年轻时,家里穷得揭不开锅,丈夫拿走父亲留给她的镯子到集市上换了几袋大米。就这样,失去了唯一的寻亲信物。
  她曾经去找过那个“人贩子”,想从他口中得到一些家乡和亲人的信息,但那个人守口如瓶,至死都未透露一字。
  和时间赛跑
  日复一日,炮弹夺去许多人的生命,那种摧毁性的后果,幸存者也未能幸免。
  逃难到闽西一带的潮汕人,在当地被称为“学佬”。这是一个有别于当地人的称呼,跟随了黄宝州70多年,听来总不是滋味。
  郭晓红对潮汕难民的认识就是从这个称呼开始的,小时候,大人们这样叫这些异乡人,她也跟着叫。后来,她长大了,他们也老了,离世的越来越多。她渐渐有了危机感,深感那段历史大约要随着老人的离去而消逝。
  2011年,郭晓红开始搜集他们的信息。她寻访了上杭县各个村庄,几乎每到一处,村民都能准确指出老人的家,一个接一个,像滚雪球一样。
  几乎每个上杭县的村庄都有“潮汕难民”。最后郭晓红收录进来的将近一千人,目前生活富足、中等和困难的大约各占三分之一。
  她知道还遗漏了很多,不少人已经离世。在她接触的老人中,当年离开家乡时最小的一两岁,最大的十六七岁。
  现在都是一张又一张布满皱纹的脸。提起日本人和那场战争时,他们的面容大多时候是平静的,像在讲别人的故事,可话题一转到亲人,许多人抑制不住地哭泣。他们共同的记忆是,盘旋在城市上空的日本飞机狂轰滥炸,遍地都是遗体,饥饿难耐,只能啃树皮充饥。
  “大部分人都是家里有好几个孩子,为了活下去,父母卖掉了孩子去逃难”,郭晓红说,这些老人善良、乐观,他们把苦痛压到了心里深处,才能继续生活下去。
  几十年后,他们中的多数婚丧嫁娶,柴米油盐,像普通人一样。一些人的后代离开了上杭,去往更大的城市。
  人生即将退场,他们想弄清自己从哪里来。2017年年初,上杭县阳光公益协会秘书长周家远发起了一场“梦归潮汕”的寻亲活动,循着郭晓红书中的地址,他和一些志愿者去到上杭县的23个乡镇,为寻亲的老人搜集家乡的线索。
  这些记忆大多是零散、破碎的,往往要很长时间,才慢慢浮出,一点点拼凑出来:一句潮汕话,一口井,一座寺庙,一条河。
  半年时间里,先后有200多人主动找到周家远登记信息,他们平均年龄在80岁左右。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行动。寻亲的急切写在老人们的脸上,有会一星半点潮汕话的老人买来方言字典,戴着老花镜查找那些词语的释义,像破解回家的密码。
  半年多以来,寻亲成功的有23位老人。“梦归潮汕”寻亲活动的队长钟桂香说,也有少数老人不愿再找,或是因为年迈记忆太过模糊,或是因为子女担心后续财产分配产生纠纷。
  南下寻亲
  抗日战争结束后,陆续有一些从潮汕地区过来寻亲的人。郭晓红说,寻亲潮分别出现在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,“现在是最后一拨了”。
  2017年的重阳节,从潮州来了10个寻亲志愿者,帮村中的老人找家人。邱千祥向他们提供了几个线索:家门前有一口塘,一棵榕树,一座箱子桥。
  三天后,志愿者找到了这个地方。不久,邱千祥带着儿子南下潮州,见到了姐姐的女儿和侄子,遗憾的是,姐姐已经去世。战争中烧毁的房子还在,而邱千祥已经不会说潮州话,只是和亲人拥在一起,默默流泪。
  儿女都在上杭,邱千祥的晚年打算在这里安度。但他想好了,只要还能走路,希望每年都回潮州一次,见见亲人。
  大多数人还在寻亲的路上。每次见到从潮汕来帮人寻亲的民间团体,陈秋妹都忍不住流泪。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,过去她很少提起自己的身世。
  潮汕来的人让她泛起了希望,她可以用潮汕话和他们交流,这让她愈加有了盼头。儿子赖洲照想为母亲圆梦,只要有寻亲活动,他都会跑到现场登记。但登记三次寻亲信息都没有找到后,陈秋妹有些沮丧了,“别去找了,找不到了”。过了一会儿,她又问儿子:“找到了吗?”
  黄宝州寻亲的发端是几十年前的出身审查。初中毕业后,他去往沈阳军校学国际钳工,先后在南京和内蒙古服役,正值“文革”期间,需要审查家庭成分,黄宝州提出自己是广东人,希望部队帮他找到亲人,证明身份。
  寻人无果告终,但他却结下了心结。1972年,从部队转业的黄宝州一路南下,开始了漫长的寻亲。 所有关于家乡的线索,都来自当年和他一起逃难到上杭的人,以及他名字里的“州”字。
  他记得,第一次去潮汕,坐船沿着汀江顺流而下,两岸是大片茂密的竹林,四周群山环绕,星星比平时看到的更加闪亮。到了梅州,汀江换名为韩江,这些景物不曾在他记忆里,但他却一直流泪。
  船长是潮汕人,两人仿佛他乡遇故知,一路上喝茶聊天很是投缘。说起自己的身世,黄宝州说想去潮州看看有没有亲人。
  船长告诉他,自己也有个妹妹,叫王添妹,战乱时被卖到福建。黄宝州一听名字,想起村子里有个叫添妹的——后来,船到达潮州后,船长就折返回福建找妹妹,真找到了。
  黄宝州自己的寻亲却并不顺利。同船的乘客此前告诉他,当年潮汕30万人只留下2万人留守空城。他跑过了潮州的许多大街小巷,问了许多人,都一无所获。走在潮州的街上,他有一种恍惚的熟悉感,眼泪不由自主地就要往下掉。
  那次回来之后,黄宝州画了一幅画,一条鱼从渔网纵身跃出。“我就是那条鱼,在这场灾难中死里逃生。”
  此后的三十多年里,黄宝州去潮汕地区跑过七八次。每次只要有一点线索——谁家的弟弟丢了,谁家的哥哥和自己长得像,他立马一个人蒙头跑过去,漫天四海地找。“发疯了一样的”。
  可总是从希望跌落到失望。
  上世纪80年代,在一家机械厂工作的黄宝州到古田出差,和他同住一间房的是从潮州来的锁厂厂长杨正平。两人一见面,杨正平就盯着黄宝州看,面露惊讶。
  “你是哪里人?怎么看起来很像我一位朋友的弟弟?”
  “我长在上杭,出生在潮汕那边。”
  “是吗?我一个朋友的弟弟是1943年逃难卖到上杭的,当时只有3岁。”
  杨正平联络那个姓周的朋友后,让黄宝州寄了张自己的相片过去。几天后,黄宝州收到了回信,打开一看,还是自己的照片,并附上了“保重”二字。
  十几岁时,养母把卖身契交到了林阿金的手中,告诉她是哪里来的。她不识字,但动了寻亲的心思。女儿小怡记得,从小母亲就讲她的身世,隔一段时间就去翻看那张卖身契,一边看一边喃喃自语。家人都知道,这是她的心愿。
  十多年前,儿子带着林阿金到去往潮州的很多地方,一个个寺庙打听,但都不是记忆中的样子。后来,他们在当地报纸上登载了寻人启事,也杳无音信。
  望江寄思泪
  经历过战乱、伤痛、饥荒的老人在晚年,依然忘不了自己是难民和弃儿。零散的记忆像摇曳飘忽不定的梦,缠绕他们一生。
  年岁越大,找到亲人的希望也愈发渺茫。黄宝州寻亲的念头开始动摇了,但心里面的那根刺却拔不掉了。
  2007年,他在院子里修了一间思乡园,一个人在里面住了十年。房间外种着各种植物,立着几块碑文,上面刻着他写的诗:
  异乡四十年,绵绵思远道。
  望江寄思泪,忆别双悲悲。
  岸芦白茫茫,亲人在何方?
  父母盼人归,相去路阻长。
  在黄宝州的村子里,有三个逃难来的老人生活贫穷,一辈子没有嫁娶。黄宝州说,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在汀江、韩江、永定河三条河汇流的那片田地上盖个养老院,给他们居住。
  如果没找到亲人,死了也想家,黄宝州说。
  到了80岁的高龄,林阿金仍无法摆脱这种无边的飘零感。她的两条腿不好,筋绷的很紧,不能走太远的路,骨头会痛。大多数时间,她都只能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走来走去。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丈夫坐在沙发边的轮椅上,她忍不住埋怨他,在年轻时不支持她回潮汕寻亲。
  林阿金说,等自己死后,要把骨灰洒在上杭的汀江里,流向下游的韩江。
  陈秋妹的亲人仍然没有音讯,她常常自言自语:“别人的都找到了,为什么我就找不到。”心里的火苗渐渐湮灭:“我这么老了,找不到了,也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。”
  陈秋妹瘦小的身子陷进了一张红木椅子里。她的头发全白,牙齿掉光,但她还记得父亲的名字,一遍遍用潮汕话重复说着“凉树”(音)。
  前不久,“梦归潮汕”的志愿者告诉陈秋妹的儿子赖洲照,在龙岩的武平县,有一个正在寻找亲人的老人提供的信息和陈秋妹的情况很相似,这个88岁的老人名唤陈秋莲,曾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
  赖洲照打算抽空过去看看这个老人。他在手机上打开陈秋莲老人的照片,放到母亲眼前问:“你看像吗?像你姐姐吗?”
  陈秋妹盯着照片,看了又看,憋着一口气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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